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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手段，还存在一些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手段，主要包括撤销征收并返还财产、惩罚等。

[41]该说将瑕疵限于合法的范畴内，等同于德国法上的不正确。[9]其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届分被不断重申，两者也成为了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

从这意义上讲，明显不当仅仅是一块挡箭牌，有权机关在确定了本案的走向后，将这块挡箭牌抬到幕前，试图证明一切都是依法而行。杨登峰：《行政行为撤销要件的修订》，《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20]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45]杨登峰：《行政行为撤销要件的修订》，《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反面论述从行为效力和法律责任展开，若将明显不当视为合法而不当将导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据此，我们可以将一审判决书的逻辑归纳如下：（1）对唐慧劳教的行为没有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属于复议法上的明显不当，根据复议法予以撤销是正确的。从这一意义上，《行政复议法》第28条之规定已暗示了明显不当是一类违法。[35] 德日同属于成文宪法国家，两国的修宪条款设计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14]关于日本宪法第9条问题，丸山真男继承了宫泽俊义的宪法学说，认为作为历史现实，宪法修改问题与第9条从一开始就存在关联性，不应该将宪法第9条仅当作抽象的理想或静态的界限，而是应该将它看作是对现实政治未来发展的方向有拘束力的动态的规定。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Geneva Convention IV）。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二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公约》（Geneva Convention II）。[8]其次是内涵于宪法之中并且与实证宪法本身有本质关联性（Der materiale Zusammenhang der positive Verfassungsbestimmungen）的部分。

通过对宪法规范的区分，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就保证了宪法一方面可以适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可以维持宪法核心的不可变更性。宫泽俊义认为以占领宪法、强加宪法为由主张修改宪法，只是政府基于现实政治策略而使用的借口。

关于宪法核心理论还可参见奥地利学者的论述，Peter Pernthaler, Der Verfassungskern Gesamtaenderung und Durchbrechung der Verfassung im Lichte der Theorie, Rechtsprechung und europaeischen Verfassungskultu, Wien: Manz, 1998. [19] 龙晟：《宪法核心理论刍议》，《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四，隐性的规范有效性的流失（Stillschweigender Geltungsverlust）。[24] BVerfG, 2 BvE 2/08 vom 30.6.2009. [25] Dietrich Murswiek, Art. 38 GG als Grundlage eines Rechts auf Achtung des unab?nderlichen Verfassungskerns, Hinweis zum Aufsatz von Murswiek in JZ 2010, 702f. [26] [日] 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当修宪条款本身被修改时，修宪条款本身的拘束力被破坏殆尽，宪法内核被侵蚀的可能性就会迫在眉睫，其后果极有可能是宪法的自杀行为，在这方面大陆法系的宪法学说应该深刻吸取魏玛宪法第76条本身被修改之后惨遭破坏的教训。

最后，德国和日本具有代表性宪法学说承认了和平主义的宪法原则是内涵于两国宪法中不容侵犯的宪法内核，由政府推动的对宪法中的军事和国防条款的修改会抵触宪法核心所欲保障的国际法律价值，并且，这种修改若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较高利益违背则其修宪行为在学理上应该被给予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在实践上应该遭到国际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的立论基础在于修宪权与制宪权的二分，对宪法证立具有根本重要者不得成为修宪的对象，而宪法修改在于保障包含国民主权原则在内的宪法核心。他们对于宪法修改界限的理由主要基于四点考量：其一，权力的层级结构。德国基本法第1条宣示了德国尊重和保障世界的和平（Friedlichkeit）和正义（Gerechtigkeit）的理念，基于对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79条的体系解释，和平原则由此成为德国宪法中不可变更之核心，[31] 同时，德国基本法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德国不得破坏各国人民的和平相处（friedlichen Zusammenlebens der V?lker）。

（三）荷斯特·耶姆克宪法内涵性之修宪理论 德国基本法时期的宪法学家荷斯特?耶姆克（Horst Ehmke）对宪法修改持有界限的理论,他于1953年出版的《宪法修改的界限》[7]一书可视为二战后德国公法学者在修宪问题上的代表性作品。[31] Schwarz, Friedlichkeit als Grundpflicht--Die Herausforderung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durch den Fundamentalismus. Hinweis zum Aufsatz von Schwarz in BayVerwBl 2003, 326f; T. Maunz G. 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 GG Art.26., 67. Erg?nzungslieferung 2013. [32] 基于德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有的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以同盟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强烈介入了德日战后宪法的制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德国基本法还是日本国宪法都可以被称为外造宪法。

德国宪法学者关于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已有诸多著述，[3]在这个方面，日本宪法学理论大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德国宪法学说的深刻影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实证宪法，为了使静态的宪法条文能有弹性的适应现实宪法生活中各种力量运作与妥协，德日两国宪法容许其规范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修改或就个别条文加以删除。

其二，关于宪法的修正，委之于普通的立法部的权能，唯其决议的方法，须比普通的立法较为郑重。第二，德国基本法文本的修订。[6] 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Wien: Franz Deuticke, 1960, S.229. [7]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8]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S.92. 其中文翻译参考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页。其条文为国际法、联邦法的组成部分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构成联邦法的组成部分。[13]故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在宪法评价上属于制宪。以修宪限制理论为基础的宪法修改承认了宪法修改不得变更和不可伤害宪法核心，同时也捍卫和保障着对宪法存立具有本质性重要意义的宪法价值。

第一，修宪限制理论从宪法哲学上否定了宪法修改的无界限理论，正如本文所论及的，宪法修改的无界限论的哲理根据在于一种所谓的主权全能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国民拥有制宪权，而基于国民主权的修宪是不受实在法限制的，那么宪法的核心也可以由掌握主权的国民所修改和变更。【文章来源】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8期（总第219期），本文发表时有略有修改，此处为原稿。

按照施米特关于制宪和修宪二分的理论，修宪的边界在于不能够破宪。其二，人权的根本规范性。

《1907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43]的共同第二条中明晰了战争如何开始？这一法律问题：或者通过宣战（declaration of war）或者通过武装冲突（armed conflicts）[44]。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恢复和平秩序，开启了建立侵略国的非军事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国际努力。

成功的革命显示，成文宪法至上存在着更高的法原理，依据该原理，根据革命而应该承认日本宪法具有效力。[34] Carl Schmitt，Die Verfassungslehre, 8. Aufl.,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3, S.14. [35] [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佑、和作霖译，汤唯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芦部信喜和高桥和之关于日本宪法前言意图的理解和对和平宪法本质的论证又受到了二战之后德国新康德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著名宪法学家毛茨（T. Maunz） 和杜里希（G. Dürig）在其经典著作《基本法评论》中采用广义的方式理解宪法修改并将其总结为七种方式或者形式：第一，德国基本法文字的修订。

从这个意义上讲，掏空宪法核心的宪法修改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修宪权的正当行使。德国基本法修宪限制的本意在于防止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形式主义的方式（auf dem formal-legalistischen Weg）而滥用修宪权来颠覆业已建立的宪法秩序（Verfassungsordnung）。

其次，修宪限制理论实际上区分了宪法规范的效力层级，宪法规范中宣示或者隐含对于宪法存立具有本质重要性的规范才是宪法核心，而在宪法核心之外的其他普通规范，仍然可以通过修宪程序而变更。凯尔森赖以建构其法律效力层级体系的合法性来源在于他所假设的一个不可再被向后推导的基本规范（Grundnorm），这个基本规范成为了国家法秩序的正当性源泉。

人权与国民主权共同立足于个人尊严的原理之上成为了近代宪法的本质与理念，修宪权不能变更宪法之根本规范的人权原则。战争结束后，日本军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除了武装，在麦克阿瑟10月16日的一份声明中，他宣称：今天日本各地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力量，军队已不复存在了。

1996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39]明确指出基本法第79条第三款所内涵的修宪限制不仅及于基本法第1条第一款的人性尊严条款而且也适用于第1条第二款所明文宣示的：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再次，针对修宪条款本身能否修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承认修宪条款对于宪法核心理论实证化的巨大作用，修宪条款本身的功能就在于维护宪法本身的至上权威、防止宪法沦为恣意的政治游戏，故对修宪条款的修改应该被置于宪法修改限制理论最为严格的适用标准上，无论是对修宪程序、修宪时机还是对修宪条款自身规定的修宪范围上的修改都会危及不可变更的宪法核心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实证宪法，为了使静态的宪法条文能有弹性的适应现实宪法生活中各种力量运作与妥协，德日两国宪法容许其规范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修改或就个别条文加以删除。[15] 同上，邱静书，第122页。

易言之，宪法修改仅仅是宪法的自我更新，绝非宪法的自我破坏或者废弃。（三）荷斯特·耶姆克宪法内涵性之修宪理论 德国基本法时期的宪法学家荷斯特?耶姆克（Horst Ehmke）对宪法修改持有界限的理论,他于1953年出版的《宪法修改的界限》[7]一书可视为二战后德国公法学者在修宪问题上的代表性作品。

包霞琴：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日本研究》2004年第2期。[12] 宫泽俊义认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义是日本政治体制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国民……这样的变革，不仅日本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合法做到的，即使依照天皇的意志，也不可能合法完成……这个事情是宪法意义上的革命……投降就完成了一次革命……通过8月革命，日本政治的根本前提就从神权主义变成国民主权主义了。

由于第9条的修订难度比较高，安倍内阁也在改变修宪策略——日本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于2012年4月27日公布了日本国宪法修改草案[48]，该草案规定国会两院的简单多数即可提出宪法修正的议案，然后将宪法修改交付国民投票，并且经过有效投票人数的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6]虽然很多学者批判该基本规范为不可证实的且必须求助于自然法的观念来正当化，但我们必须看到凯尔森所谓的基本规范是一个超实证宪法的效力来源，它是法秩序在逻辑上逆推的一个必然，对于这个基本规范，实证宪法是不能够变更和修改的。